为您找到与开封道教圣地的历史传统文化传承热门四篇 传统文化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我们之所以说开封是“道教”发源的圣地,是因为开封为华夏民族原始宗教道家、黄老和道教、老氏四者的传承之地,也是华夏历史文明催生的根蒂。下面就道教文化在开封发源和传承的历史情况作一些探讨:
中央元灵元老黄帝一炁天君
汉代之后道家文化在开封得到了新的发掘和传承。
1、唐代老子讲道处建有“上源驿”。汉唐时期中国政权中心多在中原西部地区,开封称作“陈留”、“汴州”。由于开封汴河是东西部水上交通的重要航道,老子大梁传道处又临近汴河码头,这里便建起了汴州最大的驿馆“上源驿”,为官方传递公文、押运物资、出巡督查等人员中途休息、转换交通工具提供便利。唐代末期,开封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朱温曾在“上源驿”设宴,答谢帮助自己打败黄巢起义军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为其庆功接风。
朱温像
2、宋代“都亭驿”附近建有道教“天庆观”。到了宋代,“上源驿”改称“都亭驿”。“都亭驿”由宋朝功德使管辖,是周边各族与宋朝进行经济贸易、礼仪文化交流的场所,对发展宋朝与周边各族关系起着积极作用。
著名道教学者、老子鹿邑同乡、赐号“白云先生”的陈抟,是五代宋初时期一位传统神秘文化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宗师。在陈抟以前未见有“太极图”,也未形成太极文化形态及其理论体系。自陈抟创绘出“太极图”、“先天方圆图”、“八卦生变图”等一系列《易》图,并发表《太极阴阳说》后,才有中华独有的太极文化形态和系统理论的形成,推动了宋代历史的进步,成为宋代辩证唯物论的先源。他继承汉代以来象数学传统,把黄老清静无为思想、道教修炼方术和儒家修养、佛教禅观会归一流,是中国太极文化的重要创始人和宋代理学文化的奠基人。
陈抟曾多次被宋太祖、宋太宗诏至开封咨询国是,请教道理,赐他宫院不住,偏偏住在老子讲道的“都亭驿”之地。并不因为这里接待规格多高,而是足以证明老子讲道处“都亭驿”在道教地位的重要性以及陈抟对老子道教文化的敬重。
宋太宗诏陈抟图
陈抟对道教的贡献和影响引起了宋朝对道教的高度重视,开始把道教尊为国教。公元1009年夏天,宋真宗下令天下所有州县都要建立天庆观,供奉三清帝君。地处“都亭驿”之地的开封府府尹兼功德使,掌管着全国佛、道教行政事务和道官选授工作。于是,率先在府衙内老子讲道旧址上建起“天庆观”(今延庆观),既作为开封府崇奉道教圣地的诚意,也作为管理全国佛、道教事务的行政场所。据说天庆观门柱上刻有一副对联,上联: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下联:德承心心承性性承气气承太极。大意:道是自然界万物遵循的规则,人是秉承自然规则的主体,体现了中国道教的基本理念。
3、元代开封全真道“万寿宫”再度兴盛。金国入侵开封导致“天庆观”惨遭破坏。公元1169年,金代道士、道教全真道创始人王嚞,道号“重阳子”,率领邱处机等弟子特意到达开封拜访老子道家圣地,并住在道教天庆观遗址一带的太宁坊王氏客店。王嚞在此创造的全真道,继承了吕洞宾等人的内丹思想,提倡道、儒、释“三教合一”,三教平等。认为道、儒、释的核心都是“道”。其宗教实践原则是“苦己利人”。王重阳引儒、释入道,力倡“三教合一”,不仅提升了道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统摄力与融合度,更在北宋灭亡后道教面临乱世衰危中保存了中原华夏道学文化之命脉,为后世道教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嚞图
次年,王嚞在天庆观旧址一带无疾而终,羽化升仙。道众为了纪念他,便在天庆观旧址的王氏客店一带修建了一座道观,并用王嚞道号“重阳子”冠名以“重阳观”。
公元1233年,元代的全真教开始兴盛,按照王嚞弟子邱处机意愿,元代全真道士王志谨,道号“栖云真人”到开封主持重阳观道教事务。王志谨主张修行者首先得明自己本分事,次要通教化,尤其要在境上炼心,对境无心,不染不著,顺其自然。“人生于世,所为所作,无不报应。”他借佛教轮回报应之说告诫习道之人,要常思己过,切忌骄矜,应韬光晦迹,安贫守朴,“苦已利他,暗积功行。”他富有开拓精神,经过三十年苦心营建,使重阳观重新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道家圣地,元帝亲笔赐名为“万寿宫”。
全真道士王志谨
4、明代“延庆观”传承至今。元末明初的公元1358年5月,农民起义红巾军刘福通进攻开封,万寿宫在双方交战中被摧毁,只剩下一处斋堂“玉皇阁”,顽强地显示着道教文化的巨大生命力。
明代时期,“万寿宫”的南部称“大纸坊街”,北部称“馆驿街”,之间建有“大梁驿”。公元1373年,明代开封周王府开始重新在此修建道观,更名为“延庆观”,规模已大不如前。但元代所建的“玉皇阁”仍被保留下来,展示着别具一格的元代文化建筑风格。
延庆观玉皇阁图
5、开封道教中的优秀文化内涵应该得到弘扬。中国道教文化的精髓,是华夏民族朴素辩证唯物世界观的客观反映,是对“太极”理论揭示万事万物发展变化最根本哲理的一种传承方式。我们不能仅仅形而上学地将其当作封建迷信文化对待,而应该将道教中优秀的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据元代宰相脱脱《宋史·徽宗纪》记载:宋真宗认为道教本“唯中原有之,然不甚盛”。这一说法,从道教发源和五代时期的现实来看是客观的。我们把这句话延伸一下:优秀的道教文化“唯中国有之,然不甚盛”。这也是当今优秀道教文化传承的客观现实。
开封的伏羲皇都黄柏山、仓颉造字台、北邙山、陈留河图村、唐代“地之中”、北大寺包拯“龙马负图处”石碑等人文遗存,都印证着伏羲“太极八卦图”最早发源于开封“天地之中”的客观事实。“河图洛书”图形被宋代陈抟老祖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出了龙图三变之说,即一变为天地未合之数,二变为天地已合之数,三变为龙马负图之形,复活了象数易学及河图洛书二个图式,在易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以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形式注释道经,对理清《周易》性质,批判玄学易经中主观唯心史观内容具有重要意义;陈抟开启的“图书”之学,成为宋学和正宗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而陈抟又曾到宋朝国都开封和延庆观一带传道、居住,如此丰富的道教人文传承为开封和延庆观提供了令人羡慕的历史文化资源。
北大寺包拯“龙马负图处”石碑图
上述分析情况告诉我们,道家、黄老和道教在开封的发源和传承,就如同“太极五行”文化、三皇五帝“天地之中”在开封发源和传承一样,从不同角度印证着开封是华夏历史文明发源和传承核心地的客观事实,提示我们:开封悠久、深厚文化旅游资源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发掘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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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课要发挥文化载体的作用,担负起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职责,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因为这关系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繁衍。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浅谈古代汉语教学与传统文化传承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传统文化传承
【论文摘要】古代汉语教材中含有大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有益营养,古代汉语教学活动和教学过程也存在大量的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良好机会。作为教师,应当充分利用好这个优势,想方设法,为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提升学生人生境界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浅谈古代汉语教学与传统文化传承
古代汉语作为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历史学、中文秘书学、教育学、哲学等许多文科专业都需开设的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课程,它在承担起培养学生古书阅读能力的同时,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我们的教学自然应当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方法,肩负起育人的职责。
(1)促进华夏文明生生不息。
古代汉语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具有非同寻常的社会作用,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从事古代文化典籍研究的人已日渐减少;另一方面古文化距离我们又比较遥远,古代文献资料又是用文言写成的,这种语言对现代人来说已日渐陌生,这更增加了文化传承的难度。古代汉语是学习、传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基础所在,要使文明延续,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掌握古代汉语文言这把开门的“钥匙”,才能让我们领略无限风光,在阅读、思考、传承和创新中继承文明,使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家园。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中华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文化是针对文化的传承而言的,它强调的是文化的本源和沿着这个本源传承下来的全部遗产,是迄今为至中华民族经过筛选、淘汰,不断丰富又不断增长的人文精神的总和。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伟大的高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此传承文化时,对那些缔造过我们民族精神,价值趋向的核心思想必须继承下来,它是我们精神的家园。
(3)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培养学生作为一名合格社会公民,主要应解决做“人”的问题。古代汉语教学,要在着眼字、词、句教学的同时,更注重领会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人文情怀,在堂堂“君子之文”中,重德修能,体味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时代发展到今天,多元文明渗透到许多领域,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不同程度的冲击。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文明的成果,我们寄希望于有识之士的倡导,寄希望于普通民众的热爱,更寄希望于对古代汉语教学的更上层楼,因为它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其他专业无可比拟的优势。
(4)发挥传承文化的载体作用。
古代汉语课要发挥文化载体的作用,担负起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职责,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因为这关系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繁衍。学习古代汉语,有助于掌握古代优秀文化遗产,提高全民族的道德修养,坚定民族自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民族的凝聚力。倾注了无数先哲心血的这笔财富是由文言文这种语言形式写成的,要了解这些文化,必须具备阅读经典作品的能力。
(5)发挥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的鉴别作用。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深邃厚重。漫长的岁月里,祖先为我们留下了璀璨夺目的文化典籍,这些遗产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医药、卫生、服饰、礼仪、典章制度等诸多领域,它们都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而这一切都是以古汉语文言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继承和研究它,要去粗取精,为今天服务,就必须扫除语言文字障碍。这就必须熟悉古汉语的语词、语言、语法构造,以做到游刃有余。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着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再次,改革教学方法。古代汉语教师不能一成不变地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而应及时地运用新的教学手段,多样化的教学活动,精心组织古汉语教学,注重弘扬民族精神。比如,运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文化解读的教学模式、生动活泼的图片等再现古文字、历史、诗词画面,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准确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识的积极意义,从而受到美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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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作为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历史学、中文秘书学、教育学、哲学等许多文科专业都需开设的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课程,它在承担起培养学生古书阅读能力的同时,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我们的教学自然应当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方法,肩负起育人的职责。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再次,改革教学方法。古代汉语教师不能一成不变地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而应及时地运用新的教学手段,多样化的教学活动,精心组织古汉语教学,注重弘扬民族精神。比如,运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文化解读的教学模式、生动活泼的图片等再现古文字、历史、诗词画面,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准确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识的积极意义,从而受到美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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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五化”的深入发展,满族传统文化也在不断发生变迁。 通过多次实地调查,我们看到现在的满族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的表现都趋于模糊,甚至有消退、弱化的迹象,一些文化特质、风俗习惯诸如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确实已经基本不再具备其原有功能,从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这并不是说满族传统文化消失了。可以很肯定的说,满族传统文化没有消失,而是换了一种存在的形式。在“五化”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其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都呈现出了历史化、时代化的特点。并且,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满族传统文化也逐渐成为了地域性文化和资源性文化;所以说,满族传统文化的变迁是满族本身为了更好的适应新环境而做出了选择,这是满族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核心文化价值体系的有机结合,这种表现使满族传统文化更好的融入了中华大文化之中,这也应该是所有少数民族文化最终的归宿。
当然,满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之路任重道远,它的发展是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必须深刻认识到发展传承满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采取更加科学、有效的政策措施,着力加以推进,使满族传统文化能更好、更长久的流传。而时代已经为我们指出了这条可行之路就,即可持续发展。
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针对传统文化的特点和新时期对文化的要求,强调文化发展的科学、合理,有规划、有组织,体现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精神,使传统文化更好的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如何让满族传统文化更好的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通过可持续发展从而促进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弘扬,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这里作者仅提出几点建议。
传统文化的保护在之前实际上一直是由政府主要参与的,这种几乎全盘的“包揽”做法,一方面取得的可喜的成绩,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文化保护工作的局限,使文化保护的及时性减弱了。我们今后的工作侧重点之一就是要抢救、保护那些散落民间的传统文化,因此,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发动社会的力量才是我们今后文化保护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我们以云南省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方法为例。他们就坚决实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针,不仅动员所有的政府机关、文化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参与文化保护,还号召每一个云南人将保护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义务;不仅各级人民政府将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工作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同时,民族事务、教育、旅游、规划、建设、新闻等部门与文化行政部门共同联手协调文化保护工作,形成一个文化保护的“工作圈”。 很多民族和文化艺术研究机构或者是个人在当地政府的鼓励下积极参与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考察、收集与研究活动。很多市县级,甚至乡级文化艺术馆(站)都在征集、收藏、研究、展示本地区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中发挥的巨大的作用。
对于满族文化保护来说,云南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动员基层力量,发挥基层优势,将满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深入下去,发挥更大的作用,使传统文化的保护真正成为人民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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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的生活中的方式、地方习俗、行为规范、价值观等的体现。群众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来自于人民群众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其中包含着人们期待美好生活的心情也蕴含着深刻的和谐精神。顾名思义,群众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而社会的和谐是需要全民的配合和支持的。群众是社会的一份子,他们的觉悟、认识、以及思想等的提高和改变,直接影响这社会的和谐发展,两者是息息相关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针对群众文化的特征,和社会和谐的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群众文化的发展的前提和意义,进行简单的分析讨论,更深一步了解群众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意义。
群众文化和社会和谐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只有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涵养及素质,社会才能和谐进步,才能看到和谐快乐的场面。试想曾经的远古时期为什么人都是野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用最粗暴的方式,那是因为人们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生活方式,没有文化的教育和规范,更没有一定的制约,一切都是混乱的,也就没有和谐之说。所以群众的文化,是千百年来人们生活中所提炼出的生活模式,是一种生活的规范准则。群众的文化越高,认识越高,社会的整体素质就会越高。社会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群众组合起来的。群众和谐了,社会也就和谐了。群众文化发展了,那社会和谐也就会进步了。社会的和谐进步更加快带动了群众文化的发展。两者是相互关联,相互进步的,是互利互惠的,社会和谐发展,人民群众才能安居乐业。要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进步,就必须要以群众文化的发展作为指导的方向,找好群众整理文化发展的重点、采取有力有效措施,以最有效的方法达到最直接的效果。譬如可以发动政府重视起群众文化,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努力积极的倡导群众学习的热情,让广大的人民群众也认识其重要性,认识到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和责任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建设公共的文化学习体系,尤其在农村或偏远的地区,发展和健全这种体系措施,组织群众积极学习,让整个社会能够平衡稳定的前进,不能让任何一个地方的文化认识落在最后,否则也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进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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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廉政文化是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廉政文化在校园文化中的具体表现,广大师生整顿学风,端正教风,优化作风,加强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就必须把反腐倡廉教育上升到文化的层面,在高校党员干部中深化廉政教育,在教职工、学生中加大廉洁宣传引导力度,促进全校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扬善弃恶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生活观念的形成,着眼于在实践中深化和发展,营造校园廉政文化氛围,推进校园廉政文化建设。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重点内容应围绕培养师生讲操守、重清廉的优良品德,树立正确、积极、健康的理想信念、道德观念、法制意识和社会责任,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长效机制,把廉洁教育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建设和谐校园、构建反腐倡廉惩防体系工作相结合,并贯穿到师生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以形式多样的活动为载体,利用学校各种教育资源,倡导廉政文化;宣传廉政典型,弘扬廉政精神,努力营造廉洁治校、廉洁治教、廉洁治学的和谐校园氛围,教育引导广大师生积极参与,不断深化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强化“崇廉、奉廉、赞廉”的共识和舆论导向,为学校建设发展创造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同时坚持与师德师风建设以及治理教育乱收费、治理商业贿赂等专项工作相结合。大学廉洁教育工作是师生互动互教的过程,教育者要首先受教育,把廉洁教育融入师德师风建设中,在专项治理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强化党纪法规教育、廉洁自律教育和警示教育,使治理的过程也成为对广大教职工进行廉洁教育的过程,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育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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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三国演义》里将关羽塑造成为一个忠义仁勇的武将形象,出场时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打造兵器后参加镇压黄巾起义的战争中,而后虽然与刘备东奔西走,颠沛流离,但仍能斩将杀敌,大显神威。在传统戏曲中,关羽属于”生“角,脸谱也非常有特色,面生七痣,眉心中间三粒,鼻子左右各两粒;七粒朱砂痣,红似点血,因此显得格外威风。以关羽为主要角色的京剧故事有《斩熊虎》、《桃园三结义》、《温酒斩华雄》、《虎牢关》、《屯土山》、《月下斩貂蝉》、《过五关》等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论文范文:关羽崇拜的塑成与民间文化传统。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神明崇拜指由官方和民间组织、个人举行的对神明的崇把、礼拜等仪式行为。对于神明崇拜象征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研究者多从历时、共时的角度强调这种仪式行为及相关神话、象征在时(不同时期)、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组织)方面展现的不连续的形态。他们强调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人崇拜诸神的实用功利动机不同,对诸神象征的没释也不同。华琛(James L.Watson)对天后的研究,即认为女神天后貌似统一的象征性的背后实际上隐藏了不同社会组织之崇拜天后的重大差异。。过分强调崇拜者的实用功利,有将宗教史研究减化、归结为心理学研究的危险。
本文希望通过对唐代以来关羽崇拜的个案分析,考察神明象征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及其与文化传统的关系。笔者认为,神明崇拜的发展和变化,不单有因时因人而异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内在本质上的连续性:从象征包含的意义上说,神明对于社会群体的意义虽有一定差异,但是其中的连续性缕缕可辨,这构成了杜赞奇(Prasenjit DMara)所说的“语意链”(semanticchain);从发展过程看,诸神崇拜及相关神话、象征存在于文化传统的发展河流之中,前者发展受到后者的制约,文化传统一旦形成,就有可能影响到社会各阶层,成为一套社会共享的文化资源,从而有可能造成神明象征在时空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连续性、共通性。因此,在神明象征的发展过程中,连续性与不连续性共存。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乃是吸取了上层士大夫文化的因子塑成的;这种经重塑的关羽在明清时期渗透到民间社会和士大夫阶层,成为官方和民间塑造关羽崇拜的重要文化资源。正因为如此,官方把典和民间崇拜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
一般认为,关羽显灵开始于隋朝“。但现存较为可信的资料记载的大都是唐人对关羽的崇拜情况。唐末范掳《云溪友议》即云:“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荆州有玉泉伺,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词鬼助土木之功而成,伺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因此,比较稳妥的说法是,至迟在唐代,关羽已为人所崇奉了。
关羽在民间的最初形象,是以凶悍可畏为特征的。《云溪友议》称:“(荆州玉泉)词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绍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顶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侵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这是荆州一带的情形。《北梦琐言》己载的关羽亦有相似的形象:“唐咸通(860—873)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抹。摇其患者,令人热寒战栗,亦无大苦。弘农杨砒挚家自骆谷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⑥这是关中一带的情形。
这些资料说明,在唐代,关羽崇拜已经在一些地方广为流传,但民间对关羽的映象,多视之为与鬼很有联系的凶神,这一形象当是受历史上关羽勇武的形象和被东吴擒杀的经历影响的。至宋代,关羽形象已有较大的改变,但是,在某些地方仍可找到唐代关羽形象的踪迹。四川大概是宋代关羽崇拜比较盛行之处,陆游《入蜀记》即云:“雷池昭勇庙,吴大帝时折衡将军甘兴霸也。兴霸尝为西陵太守,故庙食于此。底下有关云长像。”⑦渲州亦有关云长庙,“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谨。偶象数十躯、其一黄衣急足,面怒而多琶,执令旗,容状可畏”。这说明关羽作为凶神的形象一直到两宋之交还遗留在民间。
在官方崇拜中、关羽最初是作为武庙的配享者出现的。唐代武庙主神为太公尚父(姜尚),故称太公尚父庙。“开元十九年(731),始置太公尚父庙,以留侯张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牲、乐之制如文宣。出师命将,发日引辞于庙,仍以古名将十人为十哲配享。”至上元元年(760),“尊太公为武成公,祭典与文宣王比,以历代良将为十哲象坐侍”。这“十哲”有为张良、田楞宜、孙武、吴起、乐毅,左为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勋,关羽并末列其中。关羽进入武庙始于建中三年(782),此年礼仪使额真卿奏言:“治武成庙,请如《月令》春、秋释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诸侯之数,乐奏轩县。”于是,“记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人图形焉”,这**位配享者包括范蠢、孙腹、廉颇等古名将。而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也位列其中。⑧至此,关羽始成为武成王庙的**位配享者之一。
不过,终唐之世,关羽在官方把典中无足轻重。至北宋初期,宋廷以“关羽为仇国所擒”,一度曾将关羽撤出武庙陪把的位置。⑦只是到北宋中叶以后,在佛教、道教将关羽纳入自身神系的影响下,朝廷才开始注意到关羽,并予以救封。至宣和五年(1123),在礼部的奏请下,徽宗方“令从把武成王庙”⑦。南宋和元代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有所提高。但总的说来,明代以前关羽在官方把典中地位较低,也不稳固,其形象受佛教化和道教化的关羽的较大影响。⑩
关羽形象一直是三国故事的一部分。据学者考证,三国故事可追溯至唐代。⑩从《事物纪原》和《东京梦华录》等书看来,三国故事在宋代已颇为流行。前者提到:宋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⑥,而后者载徽宗时,东京瓦肆伎艺中有名为霍四究者说《三分》。⑩苏东坡也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轨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留理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顺三国故事还被改编成戏剧上演。《南村辕耕录》载有元代院本《赤壁厦兵》、《刺董卓》、《襄阳会》、《骂吕布》等名目。《录鬼薄》载有关汉卿所写剧本《闹荆州》、《单刀会》、《双赴梦》及武汉臣的《三战吕布》等名目。⑩宋末元初,在“说三分”等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三分事略》(刊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和《三国志平话》(刊于元至治年间[1321—1323])两书。⑩至元末明初,就出现了上承“说三分”与《平话》传统、并依据史书改编、摘录和复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演义》与“说三分”有清楚的渊源关系,《三国志平话》和元代三国戏中共约35个故事,都见于《演义》。”
从“说三分”至《三国志平话》再至《三国演义》这一传统中,民间艺人对关羽形象进行了重塑,关羽形象因此较唐有较大变化。在唐代他是一个以凶猛著称的人人敬畏的神,此时则变成广为接受的人物。宋人张宋《明道杂志》记载:“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异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轨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宋代关羽形象于此足见一班。
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可用“儒家化”来概括。陈寿《三国志》中的关羽可说是名将,但说到忠义,他却曾为敌国所俘,说到神勇,他却失之鲁莽傲慢,最后不得寿终。历史上的关羽虽非文盲,但大概也识字无多。《三国志》本传没有关羽读书的记载,只是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云:“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④而宋代“说三分”继承、发挥这一说法、创造出关羽讽诵《左传》、秉烛夜读的形象,从而为关羽忠义的形象作了一个注解,进而将之塑造成儒家的理想人格。关羽形象的塑造是以“桃园结义”、“降汉不降曹”、“漏桥挑袍”、“古城会”等一系列情节来完成的。历史上的关羽最大的问题就是曾投降曹操,《演义》却将之改编为:关羽被围困在下邱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宁肯战死,决不投降。张辽恳切地向他提出,如果猛拼一死,等于犯了三桩大罪:一是使刘备失去依靠,二是把两位嫂嫂丢在曹营无人照顾,三是不能再匡扶汉室拯救黎民。
关羽听后,沉吟半晌,提出停止战斗的三项条件:一是降汉不降曹,二是与刘备的家属一宅分为两院居住,三是探听到刘备的下落便去寻找。直到曹操应允了三项条件,关羽方才回下邱救出甘、糜二夫人,随曹操到达许昌。这就是著名的“约三事”。这一故事不仅抹去关羽降曹的污点,反而将关羽塑造成忍辱负重的又忠又义的人物,它还为以后的一系列故事作了铺垫:其后在“挂印封金”、“古城会”等故事中充分塑造了关羽的忠的形象,而在“华容道”故事中又突出关羽重义和知恩报恩的形象。因此,宋元“说三分”传统对关羽塑造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关羽 —原有“勇武”人格中加入“忠义”的内容。关于宋元“说三分”对关羽形象的塑造,清人顾家相强调理学的影响:“北宋太祖得国,虽亦非正,而诸儒辈出,修身立品,远胜前朝,(韩、范、富、欧已然,不始于皖、洛、关、闽也。)一时风俗人心,为之五变。沿及金、元,虽以外域帝中邦,而理学大昌,人存直道。”
《三国演义》自元末明初出现后,至明代中叶流传已十分广泛,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羽的忠义形象也因此深入民心。
早在明代,《演义》就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明人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条即云:“古今传闻讹谬,率不足欺有识。惟关壮缪明烛一端则大可笑。乃读书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盖溢胜国末,村学究编魏、吴、蜀演义,因传有羽守邱见执曹氏之文,撰为斯说,而埋儒潘氏,又不考而赞其大节,遂至谈者纷纷。”《演义》对清初统治者的影响尤深。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都是通过它了解到关羽的形象。早在太宗崇德四年(1639),即命大学士达海译是书。顺治七年(1650),《演义》告成,“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等,蒙赏鞍马银币有差”,据清人陈康棋《燕下乡腔录》卷十记载,清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时人尚有清初统治者以《演义》中“桃园结义”故事蹋糜蒙古之说。④《演义》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俯抬皆是。文人作诗用典忌用小说家言,而清人作对赋诗引用《演义》者比比皆是。袁枚即举数例:
一是崔念陵赋五古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二是何肥瞻作札用“生瑜生亮”一语;三是某孝廉作关庙对联有秉烛达旦语者。⑤其实,清人作对用《演义》语者殊不足怪,梁章矩就指出:“关帝庙联最多,世人皆习用《三国演义》语,殊不雅驯。”②章学诚也指出:《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正因为如此,清人感叹道:“士大夫且据《演义》而为之文,直不知有陈寿志者,可胜慨叹”。至《演义》平民百姓的影响,清王侃云:“《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当时,地方戏曲“多讲《演义》,走卒贩夫无人不知三国”。时人顾家相在《五余读书厘随笔》中评论说:“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⑥
正因为《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形象如此深入民心,明清时代的人,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庶民百姓,在崇拜关羽时就很容易将这一形象附加于关羽崇拜之中,使关羽神格中的忠义因素更为突出。嘉靖十九年(1540),都御史杨守礼重修宁夏总镇汉寿亭侯旧庙,他在记文中即称:“侯平生雅好《春秋左传》。盖《春秋》以尊王室,攘夷狄,诛乱讨贼,孰典庸礼为义。侯之所以拳拳于昭烈(刘备)者,良有以夫!万历年间(1573—1619)宁德知县高愈谦创建该县武庙记文中则有“秉烛一节,可对天地,耿耿射人,照耀干载,谁不钦其风而倾其义也”等语。⑥至一般平民,据美国学者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教授考察,清代以三国故事编成的武戏在鲁西极为流行,关羽等人成为当地民众心目中的主要神抵,清末义和拳对此即多有借鉴,许多拳民在降神附体的仪式中都自称关公。
随着《演义》及其塑造的关羽形象在社会上产生的广泛影响,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的地位在明中叶以后发生了较大变化。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太祖即效建关庙于金陵鸡笼山之阳。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又“庙祭于京师”。成化十三年(1477),“又奉效建庙宛平县之东”,作为太常寺宫祭场所,每年定期于五月十三日拜祭。凡“国有大灾则祭告”。⑥但此时关羽尚无封号,真正的变化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该年关羽晋封为帝,此后万历四十二年(1614)再次救封。清王朝早在崇德八年(1**3)便建关帝庙于盛京(今沈阳)。匝治九年(1652),追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三十三年(1768),加封灵佑。
从雍正到乾隆年问,关羽及武庙逐渐获得与孔子及文庙相当的地位。从嘉庆十九年(1814)开始,清廷又对关羽进行了几次加封,至光绪五年(1879),关羽封号已达二十二字之多。⑩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记典中地位的日渐提高,固然与《演义》的传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与当时的政治危机也有相当的关系。万历以后明王朝对关羽崇拜的日益尊崇,乃是晚明社会危机四伏、王朝摇摇欲坠的一种反应;而清廷对关羽的加封和尊祟,基本上都与清朝从事的军事行动——从入关追剿农民军到平定三藩,从镇压山东王伦起义到镇压川陕楚白莲教起义,从镇压京师、河南天理教起事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有密切关系。⑩因此,我们可以说,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的地位越隆,反映出的王朝危机就愈深。
伴随着关羽在官方宗教中地位日尊,它在民间也日益普及。早在明代,关庙已有“把遍天下”之说,‘其词于京能也,鼓钟相闻,又岁有增焉,又月有增焉”。至清代,关庙之多,更有“天下关帝庙,买音一万余处”⑥之说,所谓“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雍正皇帝也认为:“自通都大邑下至山颐海邀村墟穷僻之壤,其人自贞臣贤士仰德崇义之徒,下至愚夫愚妇儿童走卒之微贱,所在崇饰庙貌,奔走祈攘,敬思瞻依,凛然若有所见”。难怪清人不无感慨地说:“予尝谓菩萨中之观音,神仙中之纯阳,鬼神中之关壮缪,皆神圣中之最有时运者。……举天下之人,下逮妇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另外,关羽还被许多秘密宗教、结社所崇拜。应该说,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日尊和在民间的日益普及,与同期《三国演义》及相关戏剧、戏曲等民间文化对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影响是分不开的。后者不仅为关羽在社会各阶层中地位的变化奠定文化基础,而且也成为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文化资源。
研究中国宗教仪式的学者,在讨论诸神崇拜时,往往强调崇拜者自身的不同的实用功利动机。他们将宗教视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组织追逐不同利益的文化工具,视为崇拜者对政治经济压力的一种回应和反击。其必然结果,就是强调神明崇拜在时空中表现的不连续状态,这种解释的缺陷,在于无法解释回应和反应的“工具”是从何而来的,它也无法解释神明崇拜迅速普及的原因。显然,这种回应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受当时作为“文化资源”的文化传统所制约和影响的。这种文化资源可能是上层文化,也可能是民间文化(在本文中,构成文化资源的是民间文化)。
作为官僚体系中的一分子,官方宗教的创立、实践者在诸神崇拜中为何和如何借用民间文化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崇拜者不仅是政治人,而且是社会人、文化人。作为帝国官员,他们的官僚生涯实际上仅是人生的“逆旅”,绝大多数官员的官僚生涯并不长,他们很大部分时间(至少包括青少年和老年)都是生活在乡民社会、浸淫于民间文化中的。正是在这点上他们与乡民有了共同的文化基础,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源。而这为两者塑造各自的宗教提供了重要源泉。
从唐代至明清,官方与民间对关羽的崇拜实际有三个周期:在唐代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和关系;从北宋中后期至元代官方崇拜受到了佛教化和道教化关羽的影响;到明清时期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都受到了民间文化的影响。从唐代以来关羽崇拜的发展、变化,我们看到的是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逐渐走向一致性的趋势,这一趋势的形成。当与唐宋以来社会流动性日益提高有内在联系,因为它必然带来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日益频繁的接触。②明清时期,关羽不仅为王朝所推崇,成为国家保护神,同时深入民间,成为财神、行业神和聚落保护神,而且为秘密宗教、结社所尊崇,而王朝、民间社会、秘密社会崇奉关羽的原因,基本上是由于关羽忠义神武的神格。如此之高的一致性,乃是由于这一形象基本上来自共同的文化资源——宋元民间“说三分”的传统。由此我们注意到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问题。
文化史讨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问题。英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认为,1792—1832年间英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出现,是对政治经济压力的反应,但这种反应并不是对统治阶级文化思想的反映,而是受到一个更长远的“道德文化”或者“小传统”的影响的。⑥笔者引出汤氏的观点,并不是要重申民间文化的重要性,本文对关羽崇拜发展过程的分析,也并非想强调民间文化对上层文化的影响。
事实并不那么简单。象宋元民间文化塑造的关羽形象,虽然对于明清时期的官方崇拜有很大的影响,但假如宋元讲史和演戏传统在塑造关羽形象时没有吸收正统的忠义观,那么它的影响力或许会大打折扣的。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或者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纯粹单向的流动,正如俄国中古史学家古列维奇(Aron Gurevich)对欧洲中古前期和盛期民间文化所作的精辟分析和意大利史学家金兹伯(Carlo Ginzburg)对一桩异端审判的研究中显示的,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统治阶级文化与被统治阶级文化之间,实际上有循环往复、互相影响的关系。
由官方、民间的关羽崇拜和民间文化对关羽形象的塑造,我们还注意到传统创造的问题。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存在或快或慢的创造过程,不同时代都有自身创造的传统。不同的传统,变化的节奏不尽相同。有的节奏较快,阶段性较明显(如官方的关羽崇拜),有的则比较缓慢,并且在交替过程中出现交叉,阶段性不明确(如关羽的民间形象)。正如关羽形象的发展中显示的,在传统创造、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有连续性,亦有变异性,传统本身往往就是由新旧因素层层累积叠加而成。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正统文化与地方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关系时,不能将文化传统视为静态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要在动态的过程和具体的环境中去把握各种文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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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贡献给世界的一个普遍价值观,可以与西方文化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普遍价值观相提并论。中国的经典书籍《礼记》中,生动地描绘了“大同社会”的美妙与和谐,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和谐”理念最早的文字表述,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同期。“大同社会”代表了中国古代和谐社会理想的最高境界,从此中国人民对和谐世界的探索与追求不断延续,直至今日。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本文就此简单探讨一下中国传统文化思考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以期合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做到古为今用,从而加快构建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儒家理论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认为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其主要内容简单说就是是仁和义。仁义的观念是儒家思想最为强调的观点,以前人们说某某人是伪君子,骂他“假仁假义”,就是说仁义观。其实儒家仁义观是一种高尚的个人道德情操观,他要求人们做事情必须符合道德标准。如果是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是“不义”的行为,用一个为孔子和后来儒家学者所蔑视的词来说,那就是“为利”。“义”与“利”之间的辩论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热门话题。
其次,儒家理论强调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的和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被儒家经典理论提倡的一个和谐社会的基本次序。“家和万事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直接影响社会的平安、和谐。儒家思想强调依靠道德的规范作用来实现家庭和谐,通过提炼、宣扬相应的伦理规范来调适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从而构成了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及和谐繁荣的道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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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人们做年例的最大目的是敬神以求神灵镇邪去病保平安。年例最初是为神而做的:在年例时,每家每户都会宰杀家里最肥胖的猪鸡来供奉给神灵,各种民间艺术表演也都是为了表演给神看的。总而言之,人们极尽所能来讨好、献媚于神,以博取神的欢心,求神保佑一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这是人们美好的愿望!还有游神、游灯、打醮、舞狮、舞龙、做大戏、木偶戏(又名“鬼仔戏”)等庆祝活动。在古代,由于人们的生产力很低,对大自然的理解和驾奴能力很弱,因此,对神非常敬畏。从“起年例”到“年例尾”,贯穿始终的是“吃”和“睇”。“起年例”那天,可以看到神庙前的空地上摆放着家家户户的宰好的猪和杀好的鸡、鸭,以及各种水果,展眼望去,场面非常壮观。这种形式称为“摆醮”,“摆醮”是“年例”那天的第一个项目,人们一大早就在自家的“摆醮”位旁等候请来的“神像”,神仙们可真是大有口福了,难怪乎会有“快乐似神仙”一言。敬拜时,在浓浓的炮竹烟雾弥漫之中,可以看到敬拜的人群里不仅有老人、中年人,还有年轻人和小孩子们,热闹非凡。
现在,年例依然继续着,敬神的色彩还比较浓,但现在的年例已经不仅仅为神而过,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年例已经变成了人们群众“构造和谐社会,致富奔小康”的美好祝愿的喜庆活动。在茂名有这样的说法:“年例大过年”,在外地工作或生活的人,过年时可以不回家,但“年例”时一定得赶回来和家人团聚。同操一种语言,乡音乡情交融,气氛热烈,着实让常年在外、难得相见的家乡人别有一番享受。如今,做年例,除了保留了一些传统的节目外,更多的是融入了新时代的文化内容。逢年例,街巷搭起牌楼,沿路彩旗飘扬,每家每户张灯结彩,主人热情款待亲朋好友、互致问候,邻近村庄百姓都来看热闹助兴,甚至你我素不相识,登门也是客,主人会热情款待招呼茶饭。近年来,随着农村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放电影、演戏剧、音乐会等文化形式已成为人们过年例时的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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